姓名与命运的微妙关系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听天由命”，也常常听到有人说“一切都是命”。那么，“命运”到底是什么呢？靠名字的话“命运”又是否能有所改变呢？“命运”是“命”和“运”的合体。“命”是先天的，“运”是后天的，故谓“先天命”“后天运”。一个人的命与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和出生地点有一定程度上的联系，即人们常说的八字和风水。

　　生辰八字和出生的地点，是与生俱来的，由不得人自身选择，也无法改变。这就是所谓的“先天之命”。但是人的姓名却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这是影响人命运的诸多因素中可以改变的部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后天运”。当一个人呱呱坠地的时候，他（她）的星座、命盘、血型、四柱八字就已经确定了。

　　姓名与八字，好比花与锦，八字好再加上姓名好，犹如锦上添花；八字差一点，但取好了姓名，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不足。命与名，两不可分，互相为用。八字好比身体，姓名好比精神，这就是姓名与八字命运的关系。

　　中国的象形文字源自于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这种来源赋予了它们生命的灵气。当文字成为人的姓名时，常常寄托着人的祈求和希望，更暗示着天地对人的信息诱惑力。如果仅将姓名当做“区别符号”来认识，似乎“名”和“运”之间是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

　　但为什么从没听见谁的名字叫刘狗、李猫呢？“名”能改变“运”这种说法其实很早以前就存在了。《说文》中有“名自命也”一说。先贤尹子文有“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一名”的说法，可见，名字看上去虽然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识别符号，但实际上包含了很多“命运”的信息。

　　所以千百年来，姓名命理学广为流传，被许许多多的人相信和接受，自然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名”能影响“运”，是根据“数音”的威力。名称之文字，由点和线组合而成，就是数之根本。换句话说，文字即数，数是灵的表现。表现为文字所构成的名称则具有影响人的命运的威力。

　　古人有“天数”、“数之所定”、“天数难逃”等等，可见数即命运、命运即数。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不一样，事业对每个人来说却都同样重要，有的人甚至将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但是成功却并不总是与你同行。

　　有的人才华横溢，却四处碰壁，得不到赏识；有的人长年累月劳碌奔波，成功依然还是遥遥无期……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姓名如果真的能够影响人的命运，那么世界上同姓同名的人，他们的命运应该是完全相同的，可是为什么在实际上却存在那么大的差别呢？

　　这并不是姓名学理论上的矛盾，正如前文所说，影响人命运的东西，除了姓名外，还有四柱八字配合的关系。姓名具有极强的暗示性和不可抗拒的信息诱惑力。有时，这种信息诱惑力足以支配人的命运。

　　因此，名字取得不好的人，有时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不好的运气，常常陷入病弱、逆境、磨难、婚姻坎坷、劳碌奔波、多劳少得的沼泽中而无力自拔。古人有这么一种说法：“汝巧非汝能，我拙非我愿。”其实就是被姓名在数理上的神秘力量所诱导暗示的结果，受到坏名字的灵动力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名字就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不好的名字自然而然不会带来好的运气，而好的名字必定会带来好的运气。所谓命运，实际上是命与名的结合体，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名字作为每个人所固有的符号信息成为人们在社会上谋求生存和发展所不能缺少的工具之后，便开始产生了价值。

　　唐代诗人李益写下：“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这精练而准确的十个字极其生动地勾勒出了两位友人重逢时的音容笑貌，他们想必已经阔别多年，早已忘记了对方的长相，相逢时互通姓氏，竟以为是初次相识，直到提到双方的名字时，友人昔日的音容笑貌才一一在脑海之中浮现，当年的一切又历历在目。

　　可见，名字与人的联系是多么的紧密。就像一提到“焦裕禄”三个字，人们的脑海中自然浮现出那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民公仆的形象；一提到“包青天”三个字，人们就会想到那位不畏强权，清正廉明的黑脸包公。

　　自古以来，人们对于名字的说法也有很多，有名声显赫、名扬四海、名声远扬、大名鼎鼎等等。对一般人来说，最普通的要求也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除了属于褒义的，还有贬义的，例如“名不副实”、“见面不如闻名”等。

　　在一般的社会交往中，一个人留给别人的最初印象就是自己的名字，一个响亮的好名字会给对方留下很深的印象，甚至可能为名字的主人带来好的运气。相反地，一个不合时宜的名字，可能带给主人的就是背运了。这样的事例古今中外都有。清代光绪年间，慈禧太后主政。

　　有一个名叫刘春霖的人参加殿试，本来考得成绩平平，只在末等，但因为他的名字“春霖”有着春天的雨霖的意思，再加上姓氏“刘”和“留”谐音，与慈禧太后希望自己恩泽永存，流芳百世的心境正好相合，慈禧太后便将刘春霖点为状元。

　　这个人因为名字起得好而一飞冲天，春风得意，但也有因为名字起得不合时宜而倒霉的。清朝同治七年，慈禧太后因为江苏人王国钧的名字谐音“亡国君”不吉利而忌之，将因殿试成绩优异而被初定为一甲的王国钧打入第三甲。

　　明代永乐二十二年，孙曰恭经殿试的成绩本可以当状元，榜眼应该是邢宽，但是到了发榜时，邢宽却意外地成了状元，孙曰恭变成了第三名，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就是永乐皇帝认为孙曰恭的名字合起来变成了“暴”字，自古以来，皇帝最忌讳别人认为他是暴君，相反地，邢宽的名字却起得很好：“刑”政“宽”和，必定可以为皇帝赢得人心。

　　因此，孙曰恭的状元之位便被邢宽取而代之了。上面所列举的例子都发生在封建的帝王时代，身处近现代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同样也经历了一场因名字而引起的麻烦。章先生一生对国学有很深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就，在知识界乃至于全中国都是很有名气的人物。

　　章先生在为自己的女儿起名时，煞费了一番苦心，希望能为心爱的千金取一个精彩的名字。可是在女儿长到了该婚配的年纪，却一直没见到有人上门来提亲，日子一天天过去，章先生眼见自己的千金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却偏偏没有人愿意娶，怎么也想不清楚其中的原因，经过明察暗访后才发现，原来自己给女儿取的名字别人不会念，怕上门提亲时念错。

　　知道这个原因后，章先生借机在一次宴会上巧妙地说出自己女儿名字的念法，这才使得女儿的婚事不至于因为名字的原因而耽搁。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人类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姓名对人的作用日益重要。

　　然而，人们发现姓名文化存在太多的遗憾。这些遗憾给名字的主人带来直接或间接的消极影响，在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对姓名文化的结构，许多专家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每个人的名字除了表层的涵义之外，还有一种潜在性的信息，可能直接影响到人的情绪、性格以及对生活的态度和事业的成就。姓名这一“符号”确实对人的一生有着一定的影响，而绝非简单的代号，有人因名字而贵，有人因名字而贱。

　　为什么“名”“命”二字的发音会在同一个音谱上，而它们的声母和韵母竟是相同的？为什么它们的汉字发音会是同一“命脉”，难道这两个字是“双胞胎”？大家再分析一下为什么“姓名”和“性命”的发音又会同时出现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由此可见，名字和命运在某些因素上是有“骨血”关系的。近几年来，很多人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起一个好名字，真的能改变命运吗？真的像一些姓名学上说的那样，只要改个好名字就能换掉坏运，迎来好运？人的吉凶祸福难道都是由名字决定的吗？

　　站在宇宙的高度来看，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运行轨迹”，我们称之为“命运”。但这个轨迹的形成，应该是一项系统工程，而改善这个运行轨迹，更是系统工程，绝不是靠哪一点就能决定了一切。

　　如果把人比喻成一株参天大树的话，它深深扎根于地下的根系，就是环境地理；它的树干，就是“先天轨迹”（命运）；而它的叶子就相当于姓名。它们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关系。但就主体而言，根系和树干起了主要作用。抹杀名字对人后天的暗导作用，和过分夸大名字对人的影响，都不是我们所应持有的态度。

借自然事物构思

　　以花草树木汉字具有十分丰富的表现力，它使自然界中的植物都有一个优美动听的名称。我国历代风俗中有以物比人的习惯，用植物名作为人名，确实具有较强的表现力，也正因为如此，人们经常用花草树木的名称来取名。花草纤细、柔弱、娇艳、芳香、华美、多姿，一向被用来代指女性。

　　以花草取名，素来也以女性居多。如前秦诗人苏蕙，刘宋文学家韩兰英，唐代诗人宋若莘，五代诗人花蕊夫人，宋代诗人蒲芝，元代文学家薛蕙英，明代诗人朱桂英、胡莲，学者黄幼藻，清代作家王荪、朱菊龄，诗人方若蘅、王采萍等，都是用花草作为自己的名字。

　　当代名人还有白薇、聂华苓、陈秀梅、谢芳、向梅、殷秀梅、吴倩莲、王菲等，其热衷势头亦不减古人。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花草字用得过多过滥，难免会落入俗套，衍生重名。因此，像梅、兰、菊、荷、莲、桂、苗、茵、荻、莎、菁、菲、芝、蓓等常见字，要注意仔细选用和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