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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各民族姓名的融合

2016-03-01 编辑:小白
华夏各民族姓名的融合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人口极多的大国,汉族占绝大多数。姓氏是代表每个人及其家族的一种符号。从它的形成、发展、演变的漫长历史过程来看,它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人名作为文化的使者,忠实地记载着民族间的演化和发展。远在五千年前那时的华夏民族即以汉族为主,四周的蛮、夷、戎、狄诸民族罕迹中原。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多为汉族内讧,异族极少染指,到了秦时,东夷之一的赢姓一统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径,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复,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出现了真正的民族大融合。
  秦立国时短,但其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和郡县制,文化上的各民族大融合的局面,却规范了中国此后两千年封建制度,秦后的汉朝,疆域十分辽阔,东至朝鲜,西越新疆,北达蒙古,南抵越南。
  随着疆界的扩展,文化的冲突和交融日渐加剧,少数民族的人名系统受汉族影响的现象愈来愈明显,西汉皇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附汉来朝,至汉末之时,附汉的匈奴人同汉人杂处、同化,都弃本姓而改姓汉姓,如刘、卜、乔、康、竺、支等姓,均源自少数民族。
  这些异族人的姓、名在形式与内涵上与汉族姓名已无根本区别。魏晋南北朝之三百年,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南北朝时北方十六国兴衰更迭,其中绝大多数为少数民族所建。汉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兼收并蓄,常能同化与之接触的异族文化。
  北魏皇室出自鲜卑族。在改用汉姓以前,鲜卑人使用的是三字或四字姓,复杂且难记。
  至北魏孝文帝时,随着鲜卑人文化程度的提高,原来的姓氏越来越不利于民族间的融合,于是,孝文帝下令把繁复的鲜卑姓改为汉姓,并首先将自己的姓“拓跋”改为“元”,原因是:“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
  于是“诸侯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如丘穆陵改为穆氏,达奚氏改为奚氏,曾六茹改为杨,贺兰氏改为贺氏,独弧氏改为刘氏,步六孤为陆氏,一共将144个鲜卑姓改为汉姓,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少数民族改汉姓之举。
  其他民族受“皇族”影响,也纷纷将复姓改为汉族的单姓,如改贺葛氏为葛,是类氏为高,去斤氏为艾,屈突氏为屈,独孤浑氏为杜等。
  在姓氏的汉化同时,执政的少数民族还沿袭了魏晋汉人所重的“九品中正制”,把改过的姓氏分甲、乙、丙、丁四个等级,如元、长孙、宇文、于、陆等为甲姓,“举秀才、册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
  不仅如此,少数民族还在人名的其他文化内涵上套用汉人的礼制,如孝文帝就曾明令同姓禁婚:“自今悉禁绝之,有犯不以道论。”
  如同事物的发展曲折反复一样,人名的冲突和融合也是跌宕起伏的,鲜卑人宇文觉建立北周后,欲从政治到文化上推销鲜卑统治,便令所有改为汉姓的鲜卑人恢复原姓,并以鲜卑姓赐汉族功臣,以期异化汉文化。
  如李弼赐姓徒河,杨忠赐姓普六如,李花赐姓大野等。但到杨坚任北魏宰相时,恢复鲜卑姓的诸公又都改了汉姓,如此一起一伏,正是姓名民族冲突和融合的精彩表现。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此时姓名民族融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清一色的外族姓名汉化。
  如李白之父来自西域,本鲜卑人;安禄山之父为胡人,母亲为突厥人;史思明亦是胡人,他们的名姓已同汉人无异。类似的人名还有史大奈、李弼、裴玢等。
  皇帝的赐姓也基本上为国姓“李”。如鲜卑人拓跋赤辞、契丹首领库克、大帅达年嘉哩均被赐姓“李”。
  受其影响,唐后五代十国中的少数民族国君,均将姓名汉化,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皆是少数民族人氏,单从姓名上已不见其“祖籍”了。
  唐以后,受宋文化影响,金、辽各少数民族的姓名也和汉族有所融合。在完颜氏首当其冲挑了富有霸王之意的汉姓“王”为姓之后,上行下效,皇族一改汉姓,黎民百姓纷纷效尤。到金末,已有三十一姓改为汉姓了。
  如阿里侃改姓何,抹鲁姓孟,呵不答姓田,兀颜姓朱等等。除此以外,汉姓中已有的姓氏如毛、元、术、秦、黄等28姓均被女真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融合。
  中国历史上首先由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是元朝。元代是蒙古族当权,统治权奉行“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政治。元初,国人分为四等,汉人地位最低,为了改变卑下的地位,许多汉人纷纷改叫蒙古名。
  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讲了这方面的情况,他说:“元时汉人多作蒙古名者,如贾塔尔琛,本翼州人;张巴图,本平昌人;列哈喇布哈,本江西人;杨朵尔济,迈里古思,皆宁夏人……高寅子名塔失不花,皆习蒙古俗也。”
  在元后期,在蒙古统治者改用汉法治国的同时,蒙古人、色目人均以改为汉人姓名为时尚。如《元史·赵世延传》云:“赵世延,字子敬,其先蒙古族人。”又如李庭瑞、丁鹤年皆为异族汉名。
  元代大文学家贯云石,亦是元代大将,色目人阿里海牙之孙等等。到元朝行将灭朝时,蒙古人、色目人更是纷纷“其存者皆从汉姓。”到了明代,朱元璋和他的后继者大赐外族人以汉姓名。
  如薛斌“本名脱欢,洪武中归附,赐姓薛。”李贤“初名丑驴,鞑靼人,元工部尚书,洪武十二年来汉,通译书,太祖赐以姓名。”
  其时一批著名将领如胡大海、沐英、丁德兴等,都是少数民族人。另据史载:1372年,湘西少数民族的土司勾结爪哇、硫球使臣叛乱,朱洪武任用附明之南北疆总督、维吾尔人哈巴十挥师平叛。
  哈巴十不负众望,冲锋陷阵,翦除国患。朱元璋乃赐其姓翦,名巴士。翦巴士长期驻守株木山,繁衍子孙,均以翦为姓,现代史学家翦伯赞即其后。
  后朱元璋下诏禁止外族人使用原来的姓名,都得改用汉族人的姓名。于是,许多少数民族人纷纷将其复姓改为单姓,向汉文化认同。如呼延改为呼、乞伏改为讫等。
  藏缅族原有的文字联名之文化传统,随着明将兰玉、沐英的征服大理,渐渐变化乃至消失。傣族本无姓氏,明统治者赐其贵族以刀姓,傣族从此开始迈入了姓名史。
  明朝时有菲律宾国王入朝中国,病死途中,子孙留下守丧,改姓安、温等。明末吴三桂引满人入关,满族贵族得以在北京建都。为防止满人汉化,统治者禁止满人用汉字取名,只准用两个字,不能多用,也不得用汉姓。
  据传,嘉庆皇帝一次发现题本中有人叫三个汉字的名“清永泰、和坤保”,当即改为“永泰、和保。”同金人一样,限制满人使用汉名的“始作俑者”又最先反戈一击,八旗子弟中地位最高的八姓在清朝首先冲破“满人不得使用汉姓”的禁令,改多音节的满姓氏为单音节的姓氏(汉姓)。
  如瓜尔佳氏改姓关、马佳氏改姓马、索罗氏改姓索、齐佳氏改姓齐等。上行下效,其他如完颜、叶赫那拉等跟着改为汉姓,弄得清皇族不得不“俯就之”,改爱新觉罗姓为金姓,以赶上形势。
  皇族姓名如此,一般满人的姓名就更不必说了,如曹雪芹、舒庆春、罗常培已是地地道道的汉名了。清末,洋人用枪舰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传统的汉民族文化在血火的洗礼中,在与外来文化的激烈冲突中阵痛、裂变,发生了崭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人名中,即人名原有的浓厚封建礼教色彩被外来的思想观念冲淡了。
  “五四”以后,一些知识分子常以“乔治、约翰、玛丽”等为名。曹禺的话剧《日出》中有个留学生曾说:“在国外我叫乔治张,在国内我叫张乔治。”
  如此类似的如赵梦蕤、洪煨莲、符保罗、陈彼得等,均是异邦文化与汉文化结合的标牌。除文化的影响之外,婚姻也是促进人名民族历史融合的又一润滑剂。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各民族间联姻十分普遍,反映在人名系统中如傣族的“固”、“刘”,是由汉傣通婚出现的;乳源县瑶族的“冯”姓是汉男与瑶女结合的产物;连山瑶族的“谢、韦、覃”等姓也是汉族男子做了瑶族女子的“招郎婿”后孕育的后裔。不论有意无意,姻亲关系实在是推销姓氏文化的最好手段。
  人名系统反映了华夏各民族间盘根错节的融合及民族文化间的冲突。因此华夏各民族的姓名更是层出不穷,姓氏文化极为丰富。
  世界上的民族数以千计,姓名也就理所当然随着时代的更替而更加丰富,更加复杂,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这也是各民族姓氏文化融合的趋势。这种姓氏的融合,更加丰富了姓名学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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