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起名历史轨迹

　　名、字、号是一定时代的文化现象，它们反映出时代和社会的特征。相传，原始人在夜晚相遇，无法辨清对方，便要用口喊一个代号，以证实对方的身份，故“名”是从“夕”从“口”会意而来的字。名的作用是区别“我”和“他”。中国起名的历史轨迹便跟这些看似细小的问题息息相关。

　　在中国的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它与众不同的命名方法和规范。商殷帝王是取地方名商辛为自己的名。西汉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整个社会充满雄阔宏大、蓬勃向上的气象，这种向上的社会意识反映在命名上，就出现了用“超”、“彪”、“雄”、“霸”、“胜”、“武”等充满英雄主义和阳刚之气的词语来命名的现象。

　　如班超、班彪、杨雄、黄霸、夏侯胜、苏武等。当张道陵的道教盛行时，上层贵族和文人又沉迷其中，所以在起名上多用“之”、“道”等字，甚至父子三四代人的名中都用“之”字。如大书法家王羲之家族的成员，名为晏之、羲之、献之、胡之、耆之、羡之、彪之、彭之等。

　　魏晋六朝人名常选用“之”字，如司马让之，刘式之，顾恺之、孔遥之。由当时士大夫对“之”字的毫不避讳，可窥出那时流行“之”字名的社会风气。在王莽执政时，王莽实行双字名之禁，提倡单字名，在人们的观念中存在着对双字名的鄙视，当时的人认为起双字名给人以低贱的印象。

　　王莽政权垮台后，取单字名的习惯一直延续了300多年，因此《后汉书》和《三国志》里面的人名几乎是清一色的单字名。唐朝又流行表示排行的名字，如张十三建封，卫十八处士，朱十二娘，因此，杜甫的《草堂诗笺》中的称呼满眼都是行第名字。

　　而唐代的女名多用“娘”字，如姜三娘，江十二娘，刘一娘，胡二娘，朱十二娘。宋代，许多人都喜欢故作老气横秋之态。这种故作成熟稳健、悠然自得的社会心理影响到起名上，使得社会上流行表示老态意蕴的名字，具体表现在起名时多用“老”字、“叟”字和“翁”字等，如孟元老，刘辰翁，徐荣叟等。

　　就连号称独步诗林的陆游，也得一时风气之先，自号“放翁”。宋代时已有运用五行理论起名的方法。此法影响深远，鲁迅有一篇小说《故乡》，曾涉及用五行起名的方式。

　　鲁迅在小说中描写道：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握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

　　历史之水滚滚流进20世纪，清朝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风行一时，为知识界广泛接受，一时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了最时髦的话题。这也明显影响到当时人们在起名上的倾向，如陈明字“竞存”，秋瑾字“竞雄”，胡适字“适之”，此外，还有李天择、张竞生等名字。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余年，起名之道也是五花八门，常常新式、旧式、半新半旧式同时并存。虽然如此，不同时期的名字依然有其“典型名字”，这是由时代特色所赋予和决定的。

　　1949年以来，中国人命名可以归纳成迥然有异的四种主要的类型：一种为传统式的人名；一种为标语口号式的人名；一种为诗意化的人名；一种为中西合璧式的人名。从以上各代的起名习俗上，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不同潮流对起名有巨大的影响。

古人起名的习俗

　　古人总是试图通过名字来承载自己的志趣、追求、希望、抱负、排行、地位、吉祥、长寿等多方面的信息，因此，古人在起名字时，都尽量从字的音、形、义、阴阳五行、八卦等多方面考虑，从而能使自己的名字在他人的视觉、听觉和意念上留下良好的印象，使他人能领悟到当事人姓名的深刻蕴意。古人起名的习俗，大概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光宗耀祖与强调道德规范中国人在起名时非常看重伦理道德和功业

　　常以强调道德规范与建功立业的字入名，以“德”命名者有曹孟德、刘玄德、朱德；以“仁”命名者有曹仁、耿庆仁、王守仁、李宗仁；以“义”命名者有李义府、李义山、刘义隆、刘义庆等；以“忠”命名者如杨国忠、韩世忠、张献忠等；以“孝”命名者有郭奉孝、方孝孺等；以“信”命名者有韩信、李信等；以“谦”命名者有吕祖谦、于谦等；还有起字义为光宗耀祖的名字，如汤显祖、宗敬先等。

2、祈福选择表示吉祥、福禄和预兆事业发达的字起名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的，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所以古人在起名字时，具有强烈的情绪意义，借助命名表达对优裕生活和高贵地位的祈求，或者抒发命名者的情感，如李广利、刘传富、李开富、罗福寿、范新科、李福厚、唐殿魁、黄知榜、李秉贵、钱运高、孙寿康、孙元发等。

3、尊古敬宗古人命名时也“信而好古”

　　表达出对古代文化制度和人物的敬仰，其具体方式是在名字前加上如希、尊、学、宗、敬等字作为自己的名字，如曹子舆，字希孟，此名来源于对孟子的景仰（孟子，名柯，字子舆）；吴中旦，字希周，此名因仰慕周公旦而起；范学朱，字用晦，由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字“用晦”而来；雷渊，字希颜，由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中的“颜回”之名而来。

　　有些仰慕先贤古圣者，则直接在名字中间加仰、慕、宗等字，如钱宗尼，张慕渊，李敬舆，鲁希良，聂景白等。在敬宗方面，避讳自己的先祖与上司的名号，其一是汉族传统极讲辈分，故各家族都有谱辈口诀，以供后代排辈起名。

　　其二是由汉族文化特殊性决定，汉姓承继父姓，然后再起一个本人的名字，在封建制度下，别说不能与自己的祖宗、上司同名，甚至连称呼的权利都受到限制。据《清稗类钞》记载，慈禧垂帘听政时，一次新科进士廷考的试题为“麦天晨气润”，于是一个进士诗中用了“翠浪”二字。

　　阅卷者见后，大为惊恐，原来慈禧小名叫翠妞儿，馆阁中应试，均避“翠”字。这份考卷诗文俱佳，所以有人拟为其周全，但京城俗语“浪”指妇女风骚，用“翠”字已犯忌讳，何况“翠”“浪”合用呢！倘进呈太后，恐触“圣怒”，没有人敢于担当，此卷遂被摈弃。为避慈禧之名的“国讳”，一个新科进士的前程就此断送。

4、消灾通过起名表达消灾去病、逢凶化吉的愿望

　　如霍去病、洪秀全、辛弃疾等。咸丰年间，在广东花县诞生了一个男婴，起名为洪仁坤。洪仁坤长大后参加科举考试，接连三次名落孙山，第三次落榜后，他就病倒在家，卧床不起，久治不愈，为了使身体得以康复，改名叫洪秀全，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太平天国革命的领导者。

5、添寿人总是希望生命越长越好

　　古时生产力低下，人的平均寿命比今人短几十年。于是，古人对生命的执著和祝愿，有时也通过命名表现出来。所以在起名时喜用“寿”字，如毛延寿、张承寿、徐增寿、潘天寿等。另外，喜以延年、万年、永年、龟年，万龄、松龄、鹤龄为名字的人也很多。

6、双名制、多名制在传统上

　　实用性的双名制和多名制广泛应用于中国汉族文人和少数民族中，成为人们的一种习俗。一些雅士、谋士、文人在著书立说，往来于社会各界时，常用笔名、艺名、别号；与亲朋好家交往时，多用诨号、小名；在官场上多以官职相称。

　　在中国古代，汉族具有事实上的文化优势，少数民族不仅在政治、经济、教育、科学等方面与汉族融合，而且还在起名时实行汉族—本族双名制或多名制。双名制或多名制的使用，主要与适应环境、方便交际有关，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名字以达到方便社会活动的实用性目的。

　　古人也有择“字”习惯。古人的字与名有着密切的联系，字往往是名的解释或补充，二者互为表里。《颜氏家训》中有“名以正体，字以表德”之说。20世纪以后出生的人，姓名都比较简单。在秉承先辈姓氏的前提下，取一字或二字作为名就算完事。

　　对于他们来讲，“名字”是一个单纯词，意义不可再分割。但是，在中国古代，名字包括“名”、“字”两部分，“名”与“字”各有各的功能和作用，既可各自独立，又可相互依存，不可混为一谈。从周代开始，人们在名以外，又另取字。

　　《周礼·檀弓》称：“幼名，冠字。”这句话的解释是：“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时加“字”，当然是说男子；对于女子，则是“许嫁笄而字”，到了可以出嫁之时（15岁）加“字”。

　　这一礼制，秦汉以后没有严格继承下来，不过在汉语系统里却影响深远。直到今天，说年轻女子尚未定亲者，人们还习惯用“待字闺中”的成语，就是这种古制的文化遗存。中国人取字习俗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走向衰退，其原因是新文化运动对陈腐观念的冲击，人际交往中称名逐渐被人接受。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取字习俗便自然消亡了，现在的人们对“字”逐渐陌生了。人一出生就要起名，是为了分别彼此，否则便无法以独立身份进入既有的社会秩序系统之中。对小孩直呼其名，不会有什么顾忌；但直呼成年人的名，便显得不够尊重。

　　取字，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古人的名，主要用于自称；古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情况下都必须对人称字不称名，这要依对话双方的相互地位而定。

　　彼此地位相当者，尊称别人用字不用名，谦称自己用名不用字；而长辈对晚辈、老师对学生、上级对下级，也可以称名而不称字，这样显得更亲切。如果说起名是为了分彼此，那么取字就是为了明尊卑。这是名与字功能的基本区别之一。